专访曾振宇 | 中国有"创业泡沫"吗？为什么硅谷独角兽在中国水土不服？

在十年之内，风险投资从金融的一个非主流形式一跃成为当前中国最火的领域。在这场变革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内初创公司的繁盛。比如，像滴滴、饿了么这些初创公司，可以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从只有十几位初创成员发展成一个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而且，这种创新型公司的数量正在飞速增长，这一现象也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风投市场。

但是仍然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他们想知道是否中国的风险投资与创业公司要比西方更加泡沫化，特别是在政府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之后。 

美国顶级风险投资机构 DCM的合伙人曾振宇，与长江商学院(CKGSB Knowledge) 分享了他关于中国互联网行业前景的看法。

（DCM的合伙人曾振宇）

个人经历

曾振宇曾于长江商学院就读，在此之前，为了自己的梦想，他放弃了中国工商银行总行的“铁饭碗”，加入跨国保险及金融服务机构美国国际集团(AIG)，负责大中华区的发展规划和并购项目；之后又在磐锐投资基金投资和管理成长型项目，2007年“取势”加盟DCM。

自2007年进入DCM以来，曾振宇成为其在中国的第一名专业投资人员，从初级投资人员到投资经理、投资副总裁、董事会成员再到合伙人，曾振宇连升四级，两次入选“创业邦40岁以下明星投资人”榜单。

十年间，曾振宇主要关注电子商务、O2O、云服务以及移动互联网方面，有十分丰富的投资经历，并且在DCM中国投资项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导了唯品会(NYSE: VIPS)，58同城(NYSE: WUBA)，上海绿新(A股上市)，途牛网(NASDAQ：TOUR)，酷盘(已被阿里巴巴收购)，陌陌等里程碑式的投资项目，其中唯品会的投资回报率有37倍，这一个个成功投资都印刻着曾振宇在风投行业的一个个印迹。

在这次访谈中，曾振宇分享了他对于该行业的观察：

• 在美国与中国，文化是如何影响创业公司的？
  

• 为什么那么多在硅谷的顶级公司在中国却遭受挫折？

• 为什么中国的移动互联网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发展的如此成熟，pay-to-read 模式的未来是怎样的？

• 为什么他在评判一个商业计划时不那么挑剔了？

Q&A

长江商学院：您已经在这个行业10年有余了，从最初到现在，当您在判定一个好的商业计划时，您的心态与方法论是怎么形成与演变的？

曾振宇：关于方法论，在评判一个商业计划时，我试图不那么的挑剔，虽然我的工作必须在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但我认为每个人的视野在某些方面都有局限，因为我们都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并且拥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我通常都会给创业者们提一些建议，但是有两点需要记住。首先，我的反馈在某些特殊的时间内可能不是正确的；再者，我可能没有完全理解商业计划背后的整个商业蓝图。

但是我仍然努力与他们运用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沟通，我会告知他们面临的挑战是什么。有时候商业模式是很完美的，但是时机却不对。有时候创业者本身能力很强，但是商业想法不够可行。也有时候商业想法与创业者都很好，但是在市场中却有一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

长江商学院：从一个投资者视角出发，如果一个领域几乎是垄断的，那么后来的新进入者还有机会吗？

曾振宇：如果新进入者是被新技术所驱动的话，当然是有机会的。人们总说，就目前而言，创立一个新的公司相对之前来说要难得多，因为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已经有了占据主要地位的公司存在，但是我却不同意这个观点。

首先，创立一个新公司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否则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马云。再者，每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在他（她）创立公司的时候都是一个勇敢的创新者。很多在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商业模式在当时都是具有高瞻远瞩的。当新浪和搜狐打开新闻业的大门时，报纸仍是主要的阅读平台；当百度还在他初创阶段时，雅虎还是最大的搜索引擎；当腾讯开始推出QQ的时候，MSN和ICQ还仍然兴盛。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轻轻松松就得到今天的地位。

在未来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机会。

好的商业模式和新技术将会在社会与经济发生特定改变的时候，迅速被投入使用。举个例子，当人们都十分依赖于移动设备时，依赖于个人电脑的商业模式就会消亡。这就像是气候改变，新的物种能够适应并且存活下来。所以总是存在机会的，而且现在比较好的就是相对之前，大公司对于创业公司更加友好了。

长江商学院： 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友好”？

曾振宇：之前大公司可能会复制小公司的模式，因为他们通常都会有更大的用户基础（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打败小公司），但是今天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意识到小公司在目前商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角色以及维持这个系统的健康运转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拥有一个可以运行的可持续商业。

当然，竞争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已经变得更加道德化了。

长江商学院：在中国存在“创业泡沫”吗？这是为什么创业投资“降温”的原因吗？

曾振宇：总是会有景气与不景气的时间段，这是正常现象。对于有些处于过度竞争行业的公司，会感到很难获得资金，从这个角度看，投资市场可能就是在“降温”了。但是，从整个风投行业的角度看，仍然是呈上升的健康态势，同时有很多闲散资金。所以，不必过于关注某个特定行业。

长江商学院：你喜欢“连续创业者”吗？

曾振宇：鼓励年轻人成为一个连续创业者是一件好事，只要他（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年轻人是否被鼓励去冒险与创新反映了美国与亚洲的文化差异。

举例来说，几年前的日本，创办一个自己的公司是羞愧的，因为人们会认为你被大公司所排挤。如果你在那个时候的日本成为一个创业家，你可能会遭受某些特定的精神压力，这点实际上限制了社会上的创业氛围。

但是今天，在美国或者是日本，如果你创业失败了，这不会是一段坏的经历，相反，人们可能会认为你有创业家精神。

当然，从风险投资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做很多案例分析来决定是否我们应该投资。如果某人可以保持不断的进步，我肯定会给与积极的支持。

长江商学院：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很多人认为是我们落后的线下零售所催化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曾振宇：是的 ，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的。在许多领域，我们是有“后发优势”的。我们可以更快地应用新的技术，因为我们不需要时间去去除旧的东西。举个例子，中国的电子商务行业能够成为领军是因为人们发现网上购物比起线下购物更加方便。我们的线下零售系统没有很好的发展起来，并且消费者的很多需求也没有被很好的满足。

在一个十分成熟的社会，改变总是一步一步发生的。但是在中国，有许多产生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美国，人们过去还会填写支票，但是类似的经历中国人却很少有，因为我们直接跳跃到了电子支付的阶段。

长江商学院：现在快递业务在中国十分的普遍，这种模式是创新的一个例子吗？快递是一种真的需求，还是被像百度外卖这种类似平台的补贴和打折所激发起来的？

曾振宇：是的，这是一种创新型商业模式。在未来会有真正的需求，但是在短期内这种需求还是起伏不定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生产力与效率的增长促使了经济发展。在过去，我们预定了一些东西，并且认为在三天之后才拿到也是可接受的。但是，现在我们希望这些东西今天就到，甚至是今天的某个具体时间。

长江商学院：所以您的意思是需求已经被技术进步所驱动了？

曾振宇：是的，并且我相信我们生活的效率会持续提高。在未来，将会花费更少的时间来拿到我们的午餐外卖，或者收到网上预定的包裹。但是在短期内，很难说是否所有的快递业务能够可持续发展。因为就像是一个简单的计算题，订单数量一定会在一个特定的标准之上才能获得商业利润。我认为随着快递成本的降低，这个标准也会降低。

在中国，线上对线下的这种快递模式能够发展的这么好，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人口密度——居民区的人们都比邻而居，一个快递员可以在一次运送过程中处理多个订单；第二个原因，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高，并且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则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

长江商学院：有没有可能那些平台不能赚钱，但他们只是想要在那个行业占据一席之地，所以他们只是依赖于资本注入来存活，他们坚信现在不赚钱，但是总有一天，当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的比较成熟时，人们会愿意为了快递服务来支付更高的价钱，那时他们就可以赚钱了。这种心态在初创公司中普遍吗？

曾振宇：是的，这是有可能的。事实上很多创业者将会给你一个长期的愿景，并告诉你，将来我们会达到那个目标，虽然不是今天。你知道亚马逊的零售商业这么多年都没有利润可言，但是人们一直都支持着它。还有特斯拉，投资者们在知道他们赔钱的前提下，还是会继续投资。许多的高科技公司具有相似的经历。

在这些投资者背后的期望就是人们相信创业者所描绘的美好未来终有一天会实现。

但是这是确定的吗？并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泡沫将会破裂，一些公司将会走向破产之路。但多数的公司，尤其是那些高科技巨头们，在他们创业的开始都是不赚钱的。

长江商学院：现在许多创业公司实行“pay-to –read（付费阅读）”模式，是一种在现在年轻人喜欢阅读精华信息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模式。您对现在出现的这种商业趋势有什么看法？

曾振宇：在过去，我们不会为我们在网络上看的东西付费，并且中国人是在一个充满盗版书籍、CD和电影的环境中长大的。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我们应该为知识产权来付费。所以，虽然我并不清楚是否这种“pay to read”或者“pay to view”模式是否能够成就一些了不起的公司，但是，这是在中国的一个大趋势。

我认为，除了人们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关于这个趋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线上支付在中国的普遍化、简易化。在过去，人们可能尝试过要在网络上付费阅读，但是他们不能只用手机去浏览二维码，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必须去银行转账。现在有了移动支付，事情变得更加方便了。一些线上教育公司也能做得很好，像VIPKID，人们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付钱。

互联网给予了每人一个平台去发表内容的事实也促进了这种趋势。网络空间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地方，同时也是某个人发现你的观点有趣，他（她）就会付钱给你的平台。虽然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如果你想让某人来阅读你的作品，你只有出版才可以做到。现在整个门槛就变得低多了，而且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

长江商学院：许多来自硅谷的顶级公司在中国遭遇挫折，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曾振宇：我认为那是因为互联网公司主要依赖于人力资源，而且通常最聪明的人也不适合被国外公司所雇用。几年前，即使是当筹款比较难的时候，中国的年轻创业家们也会选择开创他们的事业，而不是为其他人工作，更不用说当下这种情况，到处都有风投寻找好的项目。

第二点，互联网公司改变的很快且需要来自领导层们的快速反应，决策过程也需要尽量短。但是，国际公司的总部可能会在不同的时区，决策制订的过程可能会减缓，所以效率就会低下。

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人员和技术。拥有强大的专利会做得更好，像美国高通、微软以及IMD，但是商业更多是被人力资本所驱动的，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没法像中国本地公司一样实行的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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